第一百九十六章 拜神（2 / 2）

外国在中国设立众多的洋行，虽然有外国不得在国内投资设厂的规定，但是只要外国商人设厂规模不大，一般谁也没有拿它当回事。外国洋行在华经营的项目多是组织收购土特产品，然后尽可能的通过他们在华开设地初级加工厂进行初级加工，或是干脆直接运到海外出售牟利。

谭延闿也曾经和洋行打过很多交到。

原先以为外国洋行多半就像中介公司一般，不过后来对洋行的经营业务范围进行详尽的调查后，他才发现这不过是露在外面的冰川一角。羊绒、羊毛、猪鬃、桐油……这些东西若是数年前谭延闿见到了也不会有其他想法，不过他现在才知道这些东西原来都是军事储备物资。以前德国商行是很少涉足北方市场地。不过这几年不但在北方创下了很高的名头，就连村镇中也有很多小型加工厂供他们指挥。

与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对待日本背景的商业团体不同，中日两国都已经处于战争状态的时候，李鸿章依旧没有对日本商业团体采取行动，甚至还有两艘煤船开往日本。谭延闿没有这么大度，在没有和德国达成协议之前。德国在华的商业团体都是他手上和对手讨价还价的筹码。

德国公使海靖面对谭延闿所要解决地第一个问题便是尽可能的保护德商地利益不受损害，并且还要赶快说服谭延闿解除对德国商人资本在华的冻结状态。这不过是一个小问题而已。谭延闿与李鸿章所商定的谈判进度中，这不过是给德国人的一道开胃菜而已。

沈静是谭延闿身边最为亲密的幕僚，谭延闿的大规模行贿其中像张萌桓、长禄几人都是他亲自出马来搞定地。虽然送出去的银子数量巨大，确实让沈静感到有些心痛。不过一直充当谭氏父子幕友堂核心人物的他，对于大清政坛最顶级的政治博弈角斗场上地规矩还是非常清楚的。正如谭延闿所说的那样，各路神仙该拜的要拜，该敬的要敬，只要能够达成自己的意图，银子并不是问题。对于这个道理，沈静作为一个幕僚心中对此深以为然。

与李鸿章不同。谭延闿认为自己这次谈判应该不会有多大地风险，李鸿章甲午战败是墙倒众人推，这也是曾李两代师徒跟朝廷中央玩“恐怖平衡”的结果——即便在严重损伤国家元气地情况下，满清统治者也不会放过彻底瓦解湘淮两系的机会！

谭氏父子算起来也是近两年来窜起极快，实力扩展的快但相对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这样励精图治一辈子所奠定的湘淮两系而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准确地说这也是谭氏父子毫不犹豫的倒向慈禧太后。使得谭氏父子身上明显打上了“后党”的痕迹才会不招致朝廷地猜忌。

按照谭延闿和李鸿章相互商定的谈判要点，考虑到旅顺造船所新一代的战舰服役，所以他们并没有主动寻求开启中德胶州湾事件善后谈判。只是为了表明大清帝国没有虐待俘虏。将所有的德国俘虏全部集中到天津小站兵营中，新闻记者和各国领事外交人员都可以在确定身份之后随意探望俘虏，一时间小站兵营的俘虏区域倒更像一个动物园，这令德国颜面扫地。

德国方面似乎终于在本土内部形成了统一的意见，令谭延闿庆幸的是威廉二世皇帝这个自上任以来一直持积极强硬态度的现任德皇终于在最后没有选择派出舰队再和中国干一场，而是选择了派出谈判代表团，德国驻华公使海靖为谈判负责人在代表团到达之前先和谭延闿与李鸿章进行筹备会谈。

根据颐和园议事，谭延闿被以总理衙门行走的身份提升为总理衙门大臣，会同其他大臣一起与德国交涉处理胶州湾事件。他虽然对这个“总理衙门大臣”地级别心中并不感冒，但是这个官衔与之对应的政治待遇却是非常高。尤其是在这次胶州湾事件谈判中，他可以有与翁同龢同样的身份来参与决策，甚至是主导谈判——几个总理大臣中。除了翁同龢之外，其余人都收过谭延闿地银子，整个大清帝国的谈判负责人员中，翁同龢已经被孤立了。。

非常庆幸的是与军机大臣不同，总理大臣之间是没有以谁为首一说，至少在行政级别上都是等同的，而军机大臣有军机领袖，手中掌握军机密钥，谁拿着军机密钥谁的身份就要高出一头，甚至可以到一言九鼎的地位。可惜自从恭王奕訢被收拾了之后，继任的醇王对慈禧太后唯唯诺诺，军机大臣领袖地位何等尊崇，这十多年来几乎就是一个磕头虫，毫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派头。

恭王奕訢病重，现在军机密钥已经移交到翁同龢的手中，翁同龢已经是实际上的军机领班，外加总理大臣。以甲午战争中翁同龢所领袖的清流派的作为，谭延闿不相信他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对德妥协，出卖胶州湾和山东的权益，但也要必须小心这个号称“搅局之王”的翁师傅在谈判中对德毫无原则的强硬，甚至提出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条款。

德国人就算在胶州湾一败涂地，但是以德国现有的实力，如果刨除国际舆论的影响之后，再派出一支更加强大的舰队远征中国还是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如果说德国是一头野牛，这国际舆论和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牵着牛鼻子的缰绳。

不过令谭延闿非常欣慰的是，正因为翁师傅要顾及到自己的名声，在姿态上是强硬的，至少他可以利用翁同龢的“强硬”来对付那些妥协派。尤其是在德国战舰问题上，德国的远东舰队剩下来的战舰是必须要留下来的，唯一的顾忌便是中国已经向德国订购了一艘万吨级装甲巡洋舰，唯一值得庆幸的也是这艘向德国订购的巡洋舰并没有完全付款。总体上在战舰问题上，中国远比德国要轻松的多，虽然订购战舰是要比手头上俘虏的战舰先进的多，但是俘虏的几艘战舰捆绑在一起这中间的差距就不是一点半点了。。

德国的反应让谭延闿连呼侥幸——从德国本土到中国，谈判代表团至少要走上一个多月，如果考虑到代表团成员姓名中带“冯”的贵族成员，可想而知他们就算急也不会让自己太过辛苦。这中德谈判哪怕是等代表团来到中国的第一天便签署正式协议也要等两个月以后了。

完成谈判达成最后的协议的过程对谭延闿而言拖得越长效果越好，因为他可以在俘虏释放问题上有更加宽泛的尺度。海靖从武汉赶回天津的时候已经是胶州湾事件结束半个多月了，在天津中德双方正式展开谈判，争取在德国正式的谈判代表团来之前，中德两国就胶州湾事件能够达成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益保障的草案协议。

为了表示中方的谈判诚意，谭延闿和李鸿章在与海靖会面之后便下令释放了预先定下的一百名德军俘虏与所有能够找到的在战斗中死亡的德军士兵遗体——事实上经过战后仔细清点，德国陆军战死九十三人，俘虏一千二百三十余人；德国海军战死一百七十人，俘虏两千六百五十人，德国海陆两军总共被俘虏了近三

人。

由于谭延闿故意设置谈判难度，在胶州湾事件军事行动结束的同时，他就通知了父亲谭钟麟，谭钟麟以直隶总督统辖三省的身份，将德国设立在三省内的所有洋行和小型工厂强行关闭，天津港扣留来往德国商船。本来按照原定计划最多是号召中国商户禁止与德资背景的洋行和工厂终止商业往来的，但是胶州湾战斗进行的极为顺利，甚至可以说超乎想象，所以谭延闿借着德国在远东军事力量全军覆没地现状。在直接控制区域冻结了任何与德国有关的商业活动。